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年－1919年)，字菩岳，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1869年11月17日他离开英国，在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45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汉朝——相当于基督教时代的初期，以及在从7世纪持续到10世纪的唐朝，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旅游或定居，不论他们是印度人、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但满清王朝建立不久，政策发生了彻底变化。下面这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它发生在山东的青州府附近，时间是1875年。一天拂晓，我骑马去一个村子。街道上空荡荡的，只碰到一个人。那人一边走一边把褂子披在身上，算是装束完毕。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以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英国!”他喊道：“就是那个反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1837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她永远不会反叛，”我说，“因为她永远不会属于中国”。“她就是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当年马戛尔尼爵士及其他使节带给中国的礼物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作向中国的进贡）。“当年英国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他在说这些话时义愤填膺，而这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当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到达中国时，受到了明朝的万历帝和清朝康熙帝最热诚的接待。但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向教廷投诉了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策略，双方发生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来中国后，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宣布耶稣会士关于上帝的一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一位多明我神父读一读挂在接见大厅墙上的一些中文字，那位神父不认得，皇帝便告诉特使说，他最好把所有那些无知的神父带出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与那些神父们相比，他更理解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应该管好自己的臣民，而中国的民众由他本人来管理。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加上教皇一直将自己看作整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他已经把东方赏给了葡萄牙，把美洲赏给了西班牙，使得满清政府很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反过来，他们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天子”是全世界的唯一主宰。当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时，清廷向律劳卑爵士颁发了一道敕令，命令他恭恭敬敬接受管理。两种同样的心态发生了冲突，正是这种冲突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导致了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再后来，发生了太平天国叛乱，这使一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认为那是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尽管已经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条约，中国政府还是训谕他的官员，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传教士到内地定居，以防他们暗中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一个人到处打听租房子，官府的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外国人写的信，他就被处死了。租房给“鬼子”的房东将被逮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政策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后来在中国开设的每一个传教基地都伴随着暴乱，而其发起者是官员和士绅。山西省的灾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须研究导致人类之苦难的根源，不仅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况。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几百名候补官——不久后就会被任命到帝国中的其他地方，通过他们，会给其他省份带去良好的影响。但在同他们进行有成效的交谈、对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演讲之前，我必须先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我减缩了所有个人性的花费，住在一所中国人的房子里，穿着中国式的服装，吃中国饭菜，以便把每一个便士都用在购买书籍和仪器上。至于住处，因为同时做教堂和学校，我买了一个三进院落的大宅第，共有十间房屋。房子装修得很好，配有非常漂亮的山西壁橱，装饰着关于日常生活情景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子里铺着砖，其余的都是泥土地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一所吉宅，那所房子已经空闲了好长时间，所以租金很低，每个月只要十二两银子。房主认为外国“鬼子”不会害怕另外的鬼，所以后来又把房租减了，条件是我保证长期住在那儿；于是我只用每年大约九英镑的租金，就把它租了下来。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大炕，是用砖砌成的，靠近用纸糊的窗子；窗子长十英尺，宽十五英尺。炕高约两英尺半，宽有六英尺，炕里边是散热的管道。火生在炕的一边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洞里——洞的上面与地面持平，每天要加两次煤。这使炕上和房间里能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炕上铺着草席，感觉像铺着地毯，使得睡在上面感到不再那么硬。妇女们坐在炕上靠窗子的地方做女红，缝制时髦的衣服。从1880至1884年，我花了将近一千英镑用于购买书籍和仪器，其中包括从一位叫约书亚·来维斯的亲戚那儿继承的一笔遗产。我所购买的最重要的书籍的目录想必会使读者们感兴趣，它们是：权威的神学著作，涉及罗马天主教和清教各派——德国的、英国的、高教会派、低教会派、广教会派、不信国教派等等，以免自己成为一个偏颇的基督徒；比较宗教学研究类书籍；马克斯·缪勒的全套《东方圣书》；全套的佛教《三藏》（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确切地说中文本也刚刚译过来），这些花去了32英镑；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类；医药学及各类产业学；各民族的历史；亚洲文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时，每一册都用锡盒装着，价值30先令）；《钱伯斯百科全书》等等。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各种化学电池、化学电流表、盖斯勒管、电压表、电流表、袖珍六分仪、小型无液晴雨表。我还买了一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附带一套最新的天文学幻灯片、关于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自然历史的幻灯片，以及关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学知识的片子，还有一些关于各门科学的片子。我还订购了一套照相器材，后来把它交给了我的中文教师，让他帮助我摄像，不久他就成了全省最好的摄影师。我还购买了一部缝纫机。有了这些书籍和仪器，我可以就以下题目给官员和学者们做演讲了：
⑴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⑵化学的奇迹；
⑶机械的奇迹，如车床和其他各种工具，以及由此生产的缝纫机和自行车等；
⑷蒸汽的奇迹。蒸汽给采用它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好处，例如它在火车、轮船和工厂等方面的应用；
⑸电的奇迹，如同人们从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儿所看到的；
⑹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
⑺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
1881年，出现了一颗彗星。我为此专门作了一次演讲，向听众演示它的轨道的变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轨道的变化一样，因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凶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求作一次演讲。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满意程度：又一次，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就一所刚建成的戏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知府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用作演讲。在进行这些宣传科学的演讲时，我得到了内地会的埃里斯通先生的大力帮助。埃里斯通先生后来成为烟台教会学校的第一位校长，他是到太原府来度假的，同我共处了一段时间。地方官员们认为，现代科学的魔术超过了所有其它的魔术。比如说，我有一块磁铁和一个重60磅的铁砧。当人们在书房的一头称量铁砧的重量时，我则坐在书房另一头的一张桌子边，拿着一个类似钟表盘的配电板。我先让听众仔细检查一下磁铁，以确认上面既没有钩子也没有粘贴物，于是我在房子的这边动了一下配电板上的铜按钮，在房子的那一边，磁铁竖起来，“铛”地一声敲在铁砧上，与铁紧紧粘在一起。“喂！注意了！”听到磁铁与铁砧的撞击声，我喊道：“现在，把磁铁举起来！”但当人们费力地将磁铁举起来时，在周围因为吃惊而睁大了的无数眼睛注视下，铁砧也同时被举起来了，紧紧地粘在磁铁下面。“现在，我将停止按这个铜按钮，铁砧会从磁铁上掉下来，小心你们的脚！”我一松手，铁砧“砰！”地一声掉在地上。还有一次，我作一个关于氧气的演讲，说明它的助燃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氧气里边，铁丝会像一根稻草一样烧起来。这景象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也使他们感到惊异。但另外一个关于氢气的试验一开始却不怎么成功，并且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我预先告诉他们，氢会像油一样燃烧。当着他们的面，我分解出了一些氢气。但当我把火柴触到玻璃管上时，出现的不是我所期待的氢气火苗，而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音像手枪射击，烧瓶的软木塞像一颗子弹穿过纸糊的天棚，消失了。马上，所有听众都站了起来，异常恐慌，并且声称他们必须走了，因为手头还有前一天定下的紧急公务有待处理。我坚持让他们在离开之前，听一听我对这个事故的解释。他们很不情愿地留下了。我告诉他们，在点火之前，我过于急切，没等足够的时间让烧瓶里的空气完全排出；氢气和空气一混合，很容易发生爆炸，因而他们看到的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为了证明所言不虚，这一次我将等到空气完全被排出来之后再点燃火柴。当我确信烧瓶里再也没有空气时，我划着了火柴，氢气像蜡烛的火苗一样燃烧起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于是我让他们走了，不仅毫毛未损，而且心平气静。在做关于电学的演讲时，我做了一个试验，证明能量的传递。利用一部维美沙斯特发电机，和一个电感应线圈，我得以使至少三万伏特的电流通过我的身体。我还让电流通过手里握着的盖斯勒管，展示了一次灿烂的发光现象，这比泰斯勒在欧洲所做的那轰动一时的展览要早好多年。还有一次，我用幻灯作演讲，以图示的方式解说《新约圣经》的寓言。当我把关于“不结果子的树”的寓言——其内容是一位园丁祈求把不结果的树再保留一年——的画面打在屏幕上时，我隐约听见一位官员对另一位说：“他在对我们进行说教呢！”一般来说，每次演讲以后，总有一些特别有头脑的人留在后面，就我给他们讲的题目继续问这问那。但在选择听众时我不得不动点心思，以避免同时邀请不同级别的人。有一次，我无意之中邀请了几位道台（大约掌管三十个县）和几位知府（管理大约十个县的行政长官），还有几位一县之长——知县。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位官员，平常总是提一些非常有见解的问题，那一晚上却几乎没说一句话。第二天见到他时，我问他头天晚上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回答说，当着那么多长官的面，他哪敢说什么呢？从此以后，我就注意只邀请同一个级别的官员前来听讲，以便他们感到轻松、谐和。在每一次演讲中，我都指出上帝如何赋予了人类无限的权力，以利用自然的伟大力量，倘若对此茫然无知，则只能像劳工和奴隶那样生活。很多政府雇用的邮差，当他们携带急件，以每天二百英里的速度骑在马上长途奔驰后，经常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电报却能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遍世界各地，而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疲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研究自然中所蕴含的所有上帝的律法，以便获取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他储备了所有这些力量供我们人类使用，然后通过遵守他的精神的律法，对他给与我们的所有的爱表示感激。从我在太原作演讲开始，就有很多官员和学生去我住处拜访我，我不得不在相邻的一个街道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在哪儿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不受拜访者打扰——那些拜访者习惯于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一个河南人，姓王，曾做过山西省宁武府的知府，对外国的学问非常感兴趣。在太原做候补官的时候，他经常到我的住处来拜访我。补缺后没几个月，他因公务到太原来拜见巡抚，抽空来看望了我。当我问及他在自己所统辖的府里引进了什么样的改革时，他立刻变得健谈起来，描述开了他的计划，说他将建一所学校，向学生教授现代科学知识。他已经举行过考试，并对最优秀的学生进行了奖励。他还说，曾经有两个人跑到他那儿去，告诉他，他们曾看到有两条龙，确确实实地，在宁武的高山顶上的云层里游动。他向那两人解释说，那只是云层里的蛇状或龙状闪电，是由电流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引起的，外国人以多种方式使用电。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是雨。这就是被崇奉了几千年的雨神降雨的科学原因。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并不是个儒生，而是个道教信徒。并且说，向我这样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竟然像佛教徒那样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东西，使他感到很吃惊。我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当你去上海时，必须先坐马车到天津，然后乘轮船走海路吧？”于是我把一张约斯通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系天文图挂在书房的墙上，然后指着各个星球，问他是不是知道，依据形状的大小，每个行星的吸引力和球体表面受到的压力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到某些星球去，会被球体表面的压力压碎。“因此，如果有一天必须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以适应新的家园”。“是这样。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关到监狱里，以防他们危害其他人。因而，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你明白奖励原则和惩罚原则是不可偏废的。也许宇宙的统治者发现了同样的必要性”。听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我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出来，读了它以后，就不会有儒生对基督教吹毛求疵了”。当时山西省最有学问的人，曾经被选拔出来负责《山西省志》修订版的编纂工作，表示希望能跟我同住一起，为他所住的房间付一部分房租，在那儿住几年。他对耶稣会士利马窦评价很高，特别是对他写的《天主实义》一书，更是称赞有加，认为可以与中国圣人的经书相提并论。他也非常欣赏伦敦教会的合信医生的著作。哈信医生当时住在广州，他的著作传到了这位学者手里，其中包含的大量科学知识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一天，我请求他帮我收集一些儒家的圣歌，但几个礼拜过后，他告诉我说，没找到，因为他们的诗歌表达的都是对上天庇佑之责的抱怨。当这位高级学者被派往另一个地方担任行政职务后，他来向我道别。我们就宗教问题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间，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经书，故意地把它扔在地上。“在整个山西省，没有任何其他人敢这么做”他大声说：“他们对文字和印有文字的纸毕恭毕敬。而在我看来，外在形式和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我看重的是它们表达的意义，对它们内涵的真理深怀敬意。因此，如果你建议我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仪式对我没什么意义。在头上滴几滴水或者跳进在河里洗一洗后，上帝不会更加看重我。如果我确实是一个虔诚的人，洗礼仪式和表面上的循规蹈矩并不能使我变得更好”。“你说得对”我回答：“但问题不在这儿。要点在于，你是否愿意在大地上拓展上帝的天国，是否愿意帮助提升你的同胞”。除了诸如此类对太原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影响的机会外，我还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会见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同山西巡抚曾国荃一样，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派往伊梨，担任从沙俄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伊梨已被俄国侵占多年了。他采用让士兵在当地垦荒种田的办法，解决了运输军粮的难题。尽管旷日持久，最后还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收复伊梨后，他要返回北京，将从离太原府大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经过。因为他是陕西、甘肃两省总督，又是伊梨的平定者，山西省自巡抚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去迎接他。因为我跟太原府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他们建议我同他们一道去欢迎这位大人物。此前我制作了一幅世界历史图集。利用它，一个中国人在学习半小时后，就会比最好的国务工作人员掌握更多的世界比较史学知识。我带上这个作为晋见礼。当我们到达他过夜的旅馆后，他安排中国官员一起集体见面。打发他们走后，他单独会见了我。我们一起谈到很晚。一开始，他对我送的世界历史图解表示了兴趣，评论了一番；接着他谈到了刚刚在甘肃启动的、引进毛纺织机器的改革。他给我看了毛纺厂的样品——对此他自然显得很自豪，因为将机器运往内地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我汇报了在赈灾中的工作后，他谈到了宗教问题，说，既然传教士引导人们向善，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因为政府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认为在儒教与基督教之间并没有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他转任南京总督后，尽管在中国政府和传教士之间已经积怨多年，当美以美会的赫德先生请求购买一块土地开办学校和医院时，这位总督命令当地的行政官员对南京基督教会筹建的各种机构予以关注，使之得以顺利进行。这段时间里，理查德夫人经常收到城里高级官员和士绅们的夫人前往做客的邀请，其中有些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是我们与中国上层社会相互交往的开始。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为学生时，我会问：“你们就不害怕我对他们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西方的知识和宗教？”他们的回答是，对好的和有用的东西，他们用不着担心。有一些官员，在他们离开首府前往任职地赴任时，会到我这儿来道别，感谢我曾经给予他们的富有价值的指导，并告诉我说，任何我的朋友到他们任职的地方去，只要带上我的介绍信，他们将尽力给予照顾。这并不仅仅是空口许诺。我在山西工作了八年，最后整个山西省的传教士增加到五十多名，建立了很多传教站，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针对传教士的骚乱。这的确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很多有名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府城市，同当地的督抚大员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儒家学者那儿，我了解到，他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宋朝一本著名的著作《礼乐》（可以翻译为宗教仪式和音乐）来阐释的。宋朝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就是在研究儒家礼乐的音乐部分时，我接触了中国的首调唱法体系，欧洲人一直很自豪地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新近发明的东西，而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读者若打算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翻一翻理查德夫人1898年发表的小册子《中国音乐》。与此同时，我妻子和我着手编撰一套十卷本的介绍世界音乐的书。现在九卷还是手稿，其中一卷在山西出版并被人们使用多年了。这些书中包括了每个国家的国歌的曲调和歌词，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想象力。为了表明黑人的理念，还插入了一些禧年歌者的美妙歌曲。1882年，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后来成为著名的总督——在山西致力于儒教复兴，建立了一所新的孔子庙，庙里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一整套乐器，同山东——孔子的老家——的孔庙里的乐器一模一样。孔庙主持负责训练学生们的音乐艺术。一天，我去拜访他，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期间他发现我懂一些音乐。当我问到下一次他们练习时我可不可以来听一下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排练。”很快，他召集了大约三十名秀才，开始演练。那可真是一场可怜的表演：尽管乐器很多、很新、很漂亮，使用它们的人却不知道如何把音调调准，结果制造出来的是一片恐怖的噪音，而不是音乐。我问校长为什么不把所有乐器的音调调准。对他来说，那是一门新的技艺，他说他希望马上就弄懂这种新技艺。我邀请他到我住的地方去，告诉他说我的妻子精通音乐，她能够跟他讲解一下。这样，我们帮忙为山西的儒教音乐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为了理解佛教，我去一所寺庙住了一个月。那是当地最大的佛教寺庙，住持方丈是从外地来的，手下有一百多名和尚。每天我都同他一起进餐。他为人很善良，年纪六十多岁。每次吃饭之前，他都用一种基督徒难以超越的热忱进行祈祷。他的祷辞包括四个字：三、宝、法、僧（意为我们生活在宝贵的“三位一体”的恩泽里）。然而，和尚们的教育却是非常简单的，除了每天例行的早晚诵经，他们的学业主要就是被教以各种宗教仪式的要点。经过大约五十天的学习后，他们就会获得由方丈签发的结业证书。在山西，有一座山是佛教五座圣山之一，这就是五台山，在太原府北边，只有几天路程。1880年6月，我前往参观了一次。山上有数不清的庙宇，其中的数千名和尚分属两大教派：一是中国的普通教派，穿灰色僧服；二是穿红色法衣的西藏和蒙古教派，称喇嘛。在每年的仲夏季节，五台山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宗教集会，论重要性相当于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也是一个举行大规模贸易的机会，蒙古人带着他们的小马和骡子前来进行交易。当时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中央喇嘛庙的方丈。为了能见到他，我精心制作了一幅很大的彩色世界地图，用汉字标出了地名。我把地图和名片一同让人送给他，表示希望能见一面。他定下了见面的时间，于是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向他解释了地图的含义，从上面指出不同的地区、大陆和国家，并说明地图是按一比多少里的比例画成的，由此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相对大小。这是他看到的第一幅世界地图，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立即命令上点心伺候。于是我解释说，我前来访问他的目的是为了对佛教有更多的理解，希望能允许我参观他们第二天的祈祷仪式。他很高兴地同意了。第二天到达时，我看到寺庙内外挤满了汉人和蒙古人，很难挤出一条路穿过去。当我登上通往寺庙大殿的一百零八级台阶时，发现很多手持鞭子的仆人在等候我的到来。一看到我，他们立即用鞭子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于是我被领进一所大院子，穿过又一群人，到了一座平台上。那儿坐着一位中国官员，是个蒙古人。他的夫人，身着红黄两色的鲜艳服装，也被邀请坐在他们中间。在其他乐器的配合下，一面巨大的鼓被敲响了，这宣布了祈祷法会的开始。僧侣们用一种非常低沉的声音诵经（比俄国神父的声音更有俄国韵味）。接下来是一场想像不到的、令人吃惊的舞蹈。一群男人出现了，头上带着非同寻常的面具，有老虎，也有食肉猛禽，整个集会看起来成了埃及神话中各类野兽的大荟萃。看完这种宗教舞蹈后，我又参观了汉传佛教的中心寺庙。在那儿，我在他们的祈祷仪式中见到了规模宏大的音乐合奏。一切都令人肃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音乐强烈地使我回想起格列高利的圣咏和令人感动的古代教堂的颂歌。和尚们被分为两队，一队在大厅通道的右边，另一队在左边。一队站着，双手合十抱于面前，非常和谐地咏唱四行一首的宗教诗歌；另一队则拜倒致敬，悄无声息。礼拜结束后，轮着他们站起来，唱第二首歌，而原来站着的则跪下去，伏地行礼。他们所唱的圣歌是那样甜美，我把其旋律记了下来，用在了以后的礼拜仪式中。下面是其中的片断：在山西，我没有发现任何道教徒接受教育和获取圣职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时，我却访问过一所道教的学院，那所学院是由政府资助的。我还给江西省道教的大教长写过信，向他讨要一些道教现代教学的教科书，但收到的只是一些护身符，人们认为那种东西像罗马教皇所赐福的十字架一样，具有除魔避鬼的功效。除了研究中国宗教、翻译那些我认为对传教有帮助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还通过给官员和士绅们做演讲、去农村旅行传播福音，来使工作变得多变有趣。我还筹办了一所能接受六十名孤儿的学校，由我的妻子掌管，她抽空参观了当地农村中七所基础学校。从1860年大不列颠和法国占领北京开始，恭亲王——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就明白，与外国势力作对是徒劳的。但在1880年前后，涌现出了三个聪明的、主张抵抗外人的少壮派。他们都是饱读经典之士，对中国往昔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中国只要去勇敢地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其中之一是张之洞。1882年，他被赐予山西巡抚的要职，这打破了京官不外派的惯例。第二个年轻有为的官员是张佩纶，驻防福州的海军舰队司令。他向上级汇报说，沿海要塞都固若金汤，但法国人的行动驳斥了这种官场套话：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全部堡垒。第三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三个人最后都发现，他们所拥有的世界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上任山西巡抚一开始，张之洞就大力采取富民措施，预防灾荒。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我的回答是，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有必要的。代表们说，对此巡抚很清楚，但既然我在内心里知道怎样做对中国最为有利，巡抚大人还是希望找到一些合适的人才，在我的指导下实施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对此，我回答说，不论物质上的进步多么急迫，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我不能完全离开崇高的传教职位去从事低级世俗工作。这样，我谢绝了巡抚的好意和报酬。因为存在着洪水淹城的危险，巡抚让我对太原周围的地形进行一番勘测，为预防将来的洪水泛滥提出建议。我请斯哥菲尔德医生帮我测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们向巡抚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他还请我帮他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正当巡抚下定决心进行他的改革计划时，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处理与法国之间的争端。法国人那时正在安南边境制造麻烦。不久，他被改任湖广总督，驻武昌。他还没有忘记在山西时我给他提的建议。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业和现代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他又一次邀请我参与他的幕府，而我又一次拒绝了。我也有一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我担心那会在工作中导致过多的摩擦。在当时的官员中，他大概是唯一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其他的各级官员都在酣睡，盲目自负，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本文编选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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